时间：2025-07-15 浏览量：
文：杨晓光
疫情期间，拒绝堂食。随着疫情逐渐好转，有限恢复堂食。堂食，在北方地区一个曾经生僻的词汇，在2020年的上半年突然蹿红。不由得令人想起50年代以来，曾经红火一时的一个词，一个地儿，食堂。
在 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时期，“人民公社大食堂”遍地开花，各地农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，“吃饭不花钱”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广泛的实践。但这一试验型的“公社大食堂”“吃大锅饭”不花钱，两三年后便宣告终结，公共食堂关闭，公社社员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灶吃饭。
我对食堂记忆，最早源自秦皇岛市党干校食堂。学员、职工和职工家属在食堂就餐的居多。我作为最小的职工家属，中午到党干校食堂打饭，我随着长长的打饭队伍蛇行前进，到了打饭的窗口，我翘着脚递上饭票和饭盒，把饭打回来端到职工宿舍，与父母和奶奶一起分享。
我独自一个人吃食堂，那是上技校以后，最令我忘不了的还是开学住校后，在技校食堂吃的第一顿饭。虽说从山海关来到秦皇岛市区离家并不算远，毕竟和奶奶一起生活惯了，一个人初次出门在外很不适应。技校食堂，设在50年代落成的学校礼堂内。只有排队打饭的空间，没有师生就餐的桌椅。在家里奶奶常说：好饭不怕晚。吃惯了食堂的人肯定不会说出这么显失水准的话，打饭去得晚了，肯定剩不下好饭。我第一次打饭没经验，磨磨蹭蹭慢了一拍，结果我打的午饭“很节约”，一两玉米面粥，两个窝头，一分钱的小咸菜。和同学们一起，蹲在尘土爆灰的主席台一个角落，默默地、没滋没味地体验吃粗粮的感受。
随着三年住校生活的开始，我和同学们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节奏，也习惯了吃食堂。上午一上课，我们就把饭盒随手带到教室。一下最后一节课，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奔食堂，等别的同学回宿舍拿饭盒再折腾回来，我们已经端着热腾腾的饭菜，吃上了。没多久，大班级同学发现新生入学后，自然退居吃粗粮部落，于是他们一改从前的“傻”，将我们的就餐经验如法炮制，学校食堂很快恢复到从前一如既往的就餐秩序。
在我们“79级”以前，技校生源面向唐山地区广大城乡招生，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，吃粗粮是家常便饭，吃细粮属于改善伙食。从我们这届改为只面向城镇户口生源招生，对于吃粗粮的“耐受力”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于是吃食堂打饭，我们又改变了“新打法”。先派一个人拿着大家的饭票，提前从课堂上溜号，跑到食堂稳站打饭窗口。一下课，我们一窝蜂地围住他递上去一堆饭盒。当别的班级下课后陆续来到食堂依次排队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将满满登登的饭盒高高举过头顶，进行着一场打饭传递接力赛。
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，直接导致了上半月和下半月的伙食水平判若天壤。上半月吃馒头和肉菜，下半月只能窝头就咸菜。这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嘛。我们回过头来像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那样，对一日三餐精打细算，粗粮细粮搭配着吃。
食堂打饭窗口前有块黑板，上面写着菜名菜价。第一种是一角钱一份的白菜粉条，第二种是二角一份的白菜炒肉，第三种是三角钱一份的粉条炖肉。我们开始结成生活小组，三人为一组，一次打三份“全菜”，混在一起，打平伙“吃折罗”，顿顿都见荤腥有硬菜，大口咀嚼窝头同样胃口大开，吃着带劲。这样的团餐方式，我们一直吃了三年也没吃够。一餐一饭间，同学间相处得油润水滑，同学情谊凝结得牢牢的。
从轮流打饭到争着抢着去打饭，是从食堂招临时工来了一位美女服务员开始的。虽说那时并没有窗口形象的提法，但是我们确信，美女售饭窗口为我们学校树立了良好的窗口形象。打饭窗口有三个，她经常出现的窗口前，总会出现争相排队的长蛇阵，其他两个窗口则冷冷清清，可她并没有因为工作量增加而冷脸相待，对待学生总是笑靥如花。调皮的男生轻轻哼唱好听的流行歌《小窗》：小窗、小窗，探出花一朵，姑娘、姑娘，她在看什么？姑娘看什么？问她不肯说。开头是一个人唱，随后参与唱歌的男生越来越多，歌声也越来越大。仿佛这不是学生打饭的队伍，而是一支男声合唱队。我们从心理上觉得，从她那里打来的饭菜，格外香。这当然与烹调技艺无关。
如今，专业化、市场化的经营方式，成为学校食堂经营的主旋律，二维码取代刷卡，刷脸又将要取代二维码。食堂的经营者从就餐学生的综合体验入手，越来越注重消费者的需求和生活品质。不仅要吃饱吃好，环境更要舒适宜人。浪漫的环境会让食物看起来非常的可口,愉悦用餐时的心情,我曾有过在秦皇岛燕山大学西校区大榕树餐厅的用餐体验。绿色、舒适、智慧、健康……各种食堂相继涌现，而我却永远忘不了技校食堂给我留下的那些美好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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